为何英语读者都不读翻译作品？

据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网站9月10日报道，外国文学作品只占英语国家出版量的2%-3%——比例为何如此之低？赫弗齐芭·安德森（Hephzibah Anderson）对此进行了调查。

有的人称之为2%问题，有的人称之为3%问题，这得看你用的是谁的数据了，而且就像大部分数据结果一样，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。但这无疑暴露了一个问题：英语国家的出版商在翻译外国作品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。

 近期，在大西洋两岸的“秋季推介”浪潮中，几乎没几本翻译作品脱颖而出。村上春树的新作《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》（Colourless Tsukuru Tazaki and His Years of Pilgrimage）在很多地方引发热潮。《出版商周刊》（ Publishers Weekly ）大力热捧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长篇太空史诗《三体》。但即便如此，占据出版旺季的新书大部分还是英语作家：希拉里·曼特尔（Hilary Mantel）、伊恩·麦克尤恩（Ian McEwan）、彼得·凯里（Peter Carey）、科尔姆·托宾（Colm Tóibín）、马丁·艾米斯（Martin Amis）、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（Margaret Atwood）、萨拉·沃特斯（Sarah Waters）、理查德·福特(Richard Ford)等。

 文学作品——特别是小说——是体验他人生活的一扇窗，是了解他人、产生共鸣的一道门，而旅游在这方面则显得相形见绌。出版商不进行大量翻译，实际上是断送了阅读最重要的一个功能。英语国家的译作出版量仅为2%-3%，而法国却有27%。如果连这你都觉得多，那你可能想往下听了，西班牙28%，土耳其40%，斯洛文尼亚更是高达70%。

当然，这些称霸秋季新书榜单的作家除了自身语言精湛，还要一个共同点：非凡的卓越。别忘了，虽然他们都用英语写作，但有来自美国、加拿大的，还有爱尔兰和英国的。如果再算上印度的萨尔曼·鲁西迪（Salman Rushdie），南非的约翰·马克斯维尔·库切（JM Coetzee），尼日利亚的奇麻曼达·恩戈奇·阿迪契（Chimamanda Ngozi Adichie），队伍就更庞大了。许多国家都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二外语，且自身扎根于肥沃的文学土壤中，对伦敦或纽约的出版商来说，选择实在太多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去异域淘货，带回翻译这苦差呢？

同时，一些外国作家早就开始用英语写作了。中国的哈金就是一个例子，他的最新长篇小说《背叛的地图》（A Map of Betrayal）在《赫芬顿邮报》（the Huffington Post）的调查中成了最畅销图书。要是奥尔汗·帕穆克（Orhan Pamuk）准备发表小说了，他肯定也是名列榜单。用土耳其语写作的他被谴责是“为翻译而写作”。值得一提的还有村上春树，这位用日语写作的作家深深为美国优秀作家所折服，并亲自翻译了瑞蒙·卡佛（Raymond Carver）的一系列作品。

 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，类似的跨文化“授粉”虽说在所难免，但也算激动人心。但我们定要精心保护地方小说所蕴含的多样与纯正。毕竟，要是没有文学作品的翻译，我们英语读者就不会知道与《小王子》（The Little Prince）谈心是何滋味，格勒戈尔·森武沙(Gregor Samsa) 式的改变又是什么，也无法将自己沉浸在《百年孤独》（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）的魔幻现实主义中。别忘了，就连《圣经》也是翻译过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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