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翻译家郭宏安自己的说法，他实际上从事的专业是法语文学研究。尽管研究和翻译，确乎可以是“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”，但他却觉得很有必要把它们拧在一起。在他看来，没有翻译的支撑，所谓研究会有些大而空洞；没见过作品原来的模样，又凭什么认定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徒有虚名？

      坐在郭宏安家淡雅的客厅里听他叙说，你能感受到一种安静的力量，他一身书卷气息，面容舒展、儒雅中和、眼神敞亮。简洁平实的话语里，透着一种内敛的激情，却始终是温和的，没有戏剧性的抑扬起伏。在翻译过程中，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司汤达、波德莱尔、加缪，却不曾涉及可能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更崇高地位的雨果和萨特。当然，还有米兰·昆德拉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位旅居法国的作家身上，有持不同政见者通常会有的那种刻意造作的姿态。事实上，很可能也是这种不走极端的特性，使得他在文学领域融会贯通、左右逢源。在翻译、研究、写作等方面，他都有自己的造诣。单说在文学翻译领域，他能驾驭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论等不同体裁，且在不同风格、流派的经典作家间纵横驰骋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，这在翻译名家林立的法语文学界属凤毛麟角。

      一如他温文尔雅的性情，郭宏安走上翻译道路，未曾立下什么宏愿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他从小就喜欢文学，尤其喜欢法国文学，喜欢读司汤达、巴尔扎克、雨果、莫泊桑等大家的作品。高中毕业考大学时，报了北京大学，之所以没有报考中文系，只是因为幼稚地以为，母语是汉语，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在部队待了整整八年，法文用不上，更不用说文学了。因为能写，工作能力也不错。当时，部队领导曾向他许愿，一旦部队外事工作正常运转，就让他去驻外使馆工作。“但这些都不是我要走的路，我不愿意放弃我的文学理想。于是就申请转业了。”

       此后，郭宏安就被调到了新华社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那里待了不到半年，就被派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。正是在这期间，他接触到了波德莱尔的作品。“其实，上世纪30年代，波德莱尔就在中国有很大影响。解放后，他就销声匿迹了，除了60年代初在《译文》上露了一面。他的作品被完全否定，说他太颓废，不符合时代的要求。因为我在瑞士学习了波德莱尔，等我考上研究生，从新华社出来，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。我的毕业论文，就很自然地选了这位诗人作为研究对象。当时，只因为写论文的需要，翻译了部分诗歌。尽管1987年，我翻译的《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》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但直到五年后，我才出版了漓江插图版《恶之花》。”

       如果说，翻译、研究波德莱尔，郭宏安不自觉地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。此后，他的翻译并没有刻意朝全新的领域进发，而是回过头去重译经典。他并不讳言，自己对之前的译本有所保留。“我不是说前辈或同道的翻译不好，事实上可能挺好，且很少出错。但我总感觉缺少文采。比如，加缪的《局外人》，法语原文简洁而清新，绝无一个废字废句。这并不是说加缪的文字简单，相反是文采斐然。”以此看，翻译加缪如果缺了文采，实际上相当于违背了原作的风格，而在郭宏安看来，传达出原作的风格，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。

       事实上，重译经典作品，对郭宏安来说，也是实现自己的夙愿。翻译《红与黑》的经历便是如此。“我在中学时就读过，当时以为这是本励志小说。从大学二年级开始，我试着从原文接触文学作品。后来，赶上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，《红与黑》首当其冲。当时，学校还开过这本书的座谈会，我在发言中表达了‘于连是值得同情的’的想法。这件事对我带来了很大影响。以至于在十年后，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一位北大英语专业的同学，他就对我说：‘你不就是那个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郭宏安吗？’”

正是源于这样的情结，当译林出版社找到他，约他重译时，他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。“我译的《红与黑》只有40万字，比别的译本少了5万字，而且只用了5个月，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我译得太快了，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《红与黑》翻了30年呢。”

体现在郭宏安身上，这并非夸张之语。在他看来，面对翻译首先要有一种敬畏之心。因为有所敬畏，就会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做得不够，这样下笔才会特别慎重，才会对原文力求有更多的理解和把握。“比如董桥，他主张译者要和原作者平起平坐，也有人以为翻译是美化的艺术，译者当然要高于原作者。我认为，译者始终要处于一种低于原作者的状态。不仅低于原作者，有时甚至要低于读者。因为想当然以为自己比读者高明，就难免技痒，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去解释原作。而翻译就该尽力做到，原作是什么样，它就是什么样的。”